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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处罚力度过轻。《刑法》规定“违规披露、不披露重要信息罪”对个人仅处罚金2-20万，最高刑期仅有3年，《证券法》对于违反信息披露规定的个人罚款一般在3-30万元，对于法人罚款在30-60万元，如此轻微处罚力度与巨额的套利获益相比，无异于鼓励违法犯罪，法律应有的震慑和惩处效果大打折扣。1998年银广夏财务造假、虚增利润超过7亿元。法院判处董事长仅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10万元。2017年雅百特财务造假，费尽心机伪造巴基斯坦政要信函，虚增收入5.8亿元，恶劣性不亚于安然，但即使被处以顶格处罚，公司也仅承担60万元罚款，责任人罚款只有30万。

李扬指出，从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来看，金融供给侧改革是通过金融结构调整、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创新来提高劳动力和土地配置效率。要推动建立规范、透明、开放、有序的资本市场，同时也要不断开发个性化、定制化的金融产品。谈到金融科技，李扬表示，金融科技有它的供应和需求，在供应方面我们面对的是不断演进的新技术，不断变化的金融监管。而在需求方面面对的则是不断变化的消费结构和消费者偏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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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中澳关系可能再受影响的担忧，乔博在法案通过前再次出面“灭火”，表示法案并非针对中国，而是事关澳大利亚国家主权。然而，澳中工商业委员会的索扎克坦言，反外国干涉法将直接影响该委员会代表商界与澳大利亚政府的往来，以及大量在澳投资、难免有项目需要澳政府批准的成员企业。同时，她也担忧，法案通过会给目前围绕中澳关系的负面舆论雪上加霜。

在终审判决中，最高法认定，石嘴山青年曼公司、石嘴山乘用车公司、莲花控股公司构成抽逃出资并应向国马公司返还出资款11620万元及利息；浙江乘用车集团、金华汽车制造公司、青年汽车集团、庞青年、王淑丹、庞彩萍、孙新海、傅红、厉鲜平应对前述返还抽逃出资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

在双边贸易的支持者眼中，中澳之间还有大量合作的空间。比如马修·凯利就盼望着珀斯和中国之间开通直航，因为这将能使凯利兄弟公司的海鲜更快抵达中国的餐桌。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，在去年11月，西澳大利亚州州长麦高文（Mark McGowan）访华期间就曾就珀斯与上海之间的航线进行协商，预计将于今年10月开通直航。